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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合一理想知易行难。
十九与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全球整合的时期。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得以轻易地征服自然的屏障，与原为海洋分隔间来的民族和文化接触。不过，在民族之间一套和平公义的相处规则尚未订定以前，跨民族和文化的接触基本上是以暴力征服来进行的，就是一方要吞灭另一方，弱肉强食的森林律是唯一的游戏规则。十九世纪是欧洲国家另一个海外扩张的高峰期，英国、法国等欧洲海权霸主，霸占或控制了全球七成的土地和人口，这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
十九世纪也是基督教扩张的一个重要时期，凭藉信奉基督教的欧美诸国的强大经济和政治後盾，基督教在不到两个世纪里，已差派数十万个传教士，足迹遍及亚洲和非洲，以至世界大部分的角落。基督教由长时期主要为白人的宗教，逐渐演变成为普世性的宗教。因应基督教普世化（广传天下）的要求、不同国家的教会信徒互相整合的要求，各种形式的『普世合一运动』（ecumenicalmovements）便应运而生。这包括召开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招聚不同地区的基督教领袖彼此沟通和认识，设立常署的联络机构，订定各种合作计划，共同促进福音使命或某些基督教理想等。要完成以上的目标，基督徒除了要跨越自然地理与人文社会的屏障以外，更得进一步跨越不同宗派与传统所制造出来的宗教屏障，故可说是困难重重。
本课我们介绍的穆德（John R．Mott，1865－1955），可说是促成十九和二十世纪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中最关键的人物。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无出其右，厥功甚伟，甚至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从他的生平及主要参与的普世合一事业里，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普世合一运动的梗概。
本课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缕述穆德的生平和事业，第二部分则是有关普世合一运动的综述。
II．普世合一运动之父：穆德。
穆德被誉为近代普世合一运动之父。他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北美和普世的青年事工、学生工作、宣教运动和合一运动，都有不朽的贡献。他一生积极投身的几个重要机构和事工，都在此时期的合一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足迹和影响遍及全球许多地区的基督教会，中国教会也不例外。与过去的人物讨论不同，这里我们专注於论述穆德所领导及推展的事工，而不会涉猎他的个人思想（反正他没有甚麽特别具创见的思想）。穆德不是思想家，而是信仰实践者。
A．一切由青年会开始。
1．在奋兴运动中成长。
穆德是卫理宗的平信徒，虽然在大学读书时曾修读希腊文及一些神学科目，但毕生并未曾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亦未尝接受任何宗派按立，担任牧职工作。不过，他一生对十九至二十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力，可比许多神职人员大得多了。
穆德在1865年5月25日生於美国纽约苏利文县的普维斯（Purvis，Sullivan County，New York）, 旋随父母迁到艾阿华州的普斯维尔（Postville，Iowa）。父亲在那里经营木材生意，家庭环境颇为丰裕。1879年Z月，艾阿华州的青年会邀请了一位贵格派的奋兴布道家狄坚（J．W．Dean）在普维斯举行跨宗派的布道聚会，作为青年会农村福音事工计划的一部分。穆德的父亲、两位姊妹和他自己都在是友布道会中决志，从此成为热心信徒。事实上，穆德从接受基督的一刻开始，便已和青年会结下不解之缘。他彻头彻尾是大奋兴运动所结出的果子。
如第八课所言，在美国西部广袤的农村地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东部城市的教会牧养模式甚难奏效，循道会乃发明了巡回牧养的方法，派遣牧者骑马到各乡镇做探访、讲道与牧养工作，成效颇佳。这使循道会在美国中部的农村地区有甚快的发展。处身在普维斯的农村地区，穆德一家得到循道会的骑马巡回牧者的属灵栽培，其中尤以韦纳牧师（Horace
E．Warner）对他们的影响最深。
穆德在循道会的学院——上艾阿华大学（Upper IowaUniversity）就读预备班，并且成为该校的青年会创会会员，积极投入各种活动。毕业後，穆德转读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立志学习以基督教为基础、丰富灿烂的精神文明，以抗衡当时日益盛行的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他热心投入学生活动，先後被选为学校青年会的副主席和主席。1886年1月12日，穆德念到圣经但以理书十二章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从他确定一生要为主工作。三天後，康奈尔来了一位客人剑桥——七子之一的史特(Charles
T. Studd, 1862-1931)。 史特原是一位英国的板球健将，後决志加入海外布道行列，为内地会差派到中国传道；在美国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安排下，到美国各大学作巡布道，呼吁青年投身海外宣教工作。穆德就在史特的布道呼召中，决志参与海外宣教的行列。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重要的决志。虽然严格而言，他一生并未真正成为全时间的宣教士，但却毕生参与推动宣教事工，且成为普世宣教运动的领袖。
穆德在第二次决志後，生命大为改变，立志每日最少读一小时圣经，在星期日到监狱里义务主持崇拜聚会。在竭力追求下，他得著循道会所非常著重的重生经验，就是所谓全然成圣或圣灵的第二次赐福穆德受十九世纪圣洁运动的影响甚深。一方面，他确认个人的宗教经验较诸一切教义或礼仪重要，并且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都可以在分享同一宗教经验的基础下达至灵里合一。另方面，圣洁运动非常注重抨击社会罪恶，在宗教情操上与日後的社会福音思想有许多共通处，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後转向社会福音派的一个思想线索。1886年暑期，穆德参加大奋布道家慕迪(Dwight
L.Moody，1837-1899)在麻萨诸赛塞州诺非尔黑门山(MountHermon, Northfield, Massachusetts）所举办的首届大专生夏令圣经学校。这次聚会邀请了多位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为讲员，大大扩阔了穆德的眼界。穆德嗣後称许慕迪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而他的事奉型态也有著慕迪鲜明的影子。
2．投身青年会的事工。
青年会是十九世纪教会合一运动的先声。青年工作与学生运动是密不可分的，特别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学生运动尚未有自己的组织成立，青年会同时兼负大专院校的学生工作。青年会分为校会及市会两部分，在大学成立青年会——类似今天的学生团契组织。直至学生基督徒团体出现後，青年会校会才正式关闭，专注在城市推动社会服务及福音事工。
如第八课所言，[基督教青年会] 於 1844年由一位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威廉斯在伦敦创立。最初服侍的对象并非一般在学的年轻人，而是童工和少年人，改善他们不公平的待遇及他们的属灵情况，这是因应工业革命对教会与社会的冲击而作的回应。他开设一些查经班和祈祷会，鼓励年轻人参与。其後逐渐扩大服务范围至身、心、灵各方面的照顾。此项服务逐渐为其他欧洲国家所仿效。
1850年，加拿大的满地可首先开设青年会，这是北美首个青年会组织;翌年，美国的波士顿也设立青年会。 1855年，九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聚集，举行首次全球会议，会上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大会的宗旨是团结所有信奉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主、愿意遵照圣经教训作它的门徒、并积极扩张上帝国度的青年。这是所谓[巴黎基础]
（Paris basis），就是拟定一个简单明确的信仰大纲，作为成员间交接与合作的公分母，日後为许多普世性的福音运动所效法。
[基督教女青年会] 起源於罗伯斯所发起的妇女祈祷和支持小组，及坚纳夫人所开设的一些社会服务，如庇护中心等。第一个为劳工妇女而设的妇女之家於1855年成立，故许多人都将这一年定为女青年会创办的年份。由於发展迅速，1877年，两个服务合并，成立基督教女青年会。1894年，同样依据青年会所拟定的「巴黎基础。，欧美各国的女青年会在伦敦成立[基督教世界女青年会]（The
World Alliance of the YWCAs），总部设在伦敦。 1930年，在与青年会世界联盟及，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World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WSCF，下详）磋商後，女青年会世界联盟将总部迁到瑞士日内瓦，当时欧洲列强对垒，基督教国际机构迁到一个政治上较为中立的小国，肯定是更为合宜的。
大概在1880年左右，青年会开始在中国发展事工。由於不少差会早在内地建立由小学至大学的各级教会学校，它们都欢迎青年会在校内开展工作，故青年会的中国事工发展非常顺利及迅速。二十世纪初，乘著中国社会转向西方寻找富强之道的机遇，青年会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并鼓吹所谓[人格救国]的主张（以基督教精神改造国人的人格，从而改造中国社会文化），得到不少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及知识分子的支持。二、三十年代基督教的改革和本色化运动，包括扫除文盲、农村重建等各种社会服务，均与青年会有密切关系。它亦为中国培育出一批激进的教会和社会革命分子，他们隐身在这个基督教组织背後，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全盘革命，其中不少在後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49年以後，三自教会的全国性领袖绝大多数是青年会的前任职员，包括吴耀宗、吴贻芳与曹圣洁等。
大学毕业後，穆德决心加入青年会工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因著各城市和大学都有青年会的组织成立，需要聘任一些巡回各地的干事，来从事联络与整合工作，推广青年会全国协会并确定异象和方向。当时穆德充任全国协会国际委员会校会部的巡回干事
（travelling secretary），所扮演的正是这个联络性质的角色，他担任类似院际干事（intercollegiate secretary，这是开始才不久的岗位）的职务，专往於联络各大专院校的青年会。在他以前，除了奋兴布道家外，极少有教会领袖乘坐火车及汽船，不断穿梭往来全国各地；而事实上，美国的铁路网络也是在此阶段才渐次完成，将各大城市连接起来的。穆德是一个天生的旅行者，他习惯每年花三至六个月时间在旅途上，与不同的人接触交往。单在
1890至 1891年间，他便旅行了三万一干哩，参加了二十三个会议或营会，接触来自一百六十八间院校的千多名学生。这份工作充满挑战性和各种机遇，而他也逐渐显示出优异的演说能力和突出的组织和推动技巧，崭露头角。
穆德昔日在青年会的服侍类似今天大专团契干事的工作。虽然他本身没有直接参与个别的校园园契的事务，但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青年会编写了一套查经材料，在各地校园团契中推动读经运动，籍以巩固学生的信仰，从事更具效果的福音事工。
穆德当了一年巡回干事後，便升任为高级学生干事（seniorstudent secretary），专卖发展青年会的海外拓展。在1887年诺非斯的夏令营会里，来自巴西及印度的退役宣教士呼吁美国青年会派还有经验的干事到这两个国家，协助青年会事工的推展，美国青年会答允所请，但坚持须待有国家提出正式的要求，才派出他们的干事。他们成立海外事工部，派人到六个国家提供服务。
1901年，穆德成为青年会海外事工部的副总干事。在他的主持下，开始了一个所谓[穆德年代]（Mott era）。他先後共派出接近六百位同工，到东方、拉丁美洲及欧洲等地的三十二个国家，既协助推动当地青年会的事工发展，亦协助发展近代化事业。中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场，深为穆德所器重的巴乐满（FIetcherBrockman，1867－1944）被派赴中国，出任中华青年会第一任干事。1915年，巴乐满在穆德的要求下。被调返美国，担任美国青年会的副总干事一职。
青年会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相当大的贡献，就如科普教育与西洋体育运动的引进。而穆德与美国青年会亚洲区事务的干事——艾迪（Sherwood
Eddy，1871－1963）等多次到访中国，在青年会的安排下主持巡回布道大会，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信教。1915年，穆德出任美国青年会的总干事一职。他除引导青年会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时期，积极推动战後的救援工作外，亦参与推动青年会走向社会福音化的事工。
在整整半个世纪的事奉生涯中，他对青年会的发展贡献良多。
1926年，穆德当选为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的终身主席，他一直积极参与青年会的活动，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援助战俘的工作，直至1947年。
3.拓展学生志愿运动。
慕迪在五十年代开始，便是一位出色的奋兴布道家。他积极参与青年会的事工、主日学运动，又推广海外宣教异象。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虽非由慕迪亲手成立，却与他有密切的关系。1871年，他在芝加哥所建立的事业因一场大火被迫中断；在等候重建期间，他在1873年答允前赴英国主持一连串的福音聚会，这些聚会极其成功，有二百多万人参加。结果他留在英国，到处巡回领会，对英国的奋兴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1875年，他折返美国，但由他所点燃的复兴之火，却一百在燃烧，感动无数年轻人立志投身海外宣教工作。剑桥七子之———史特，便是在
1877年的一次奋兴聚会中为慕迪所感召，立志献身宣教工作的。史特等在爱丁堡等地所掀起的大专毕业生投身宣教的运动，也成了日後美国学生志愿运动的先声。
上文曾提及 1886年暑假慕迪在麻省黑门山主办大专生夏令圣经学校，呼召大学生投身海外宣教工作的活动，成效非常美满，有一百位参加者决志献身，其中包括穆德。翌年，在一位出生於印度的同工维达（Robert
P． Wilder， 1863－1938）的大力推动下，第二次的夏令营竟然有二千一百零六人决志献身。那时维达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念书，也积极投身[神学院宣教联盟]（Inter－seminary
Missionary Alliance）事工，为了使整个志愿运动能够延续下去，维达和其他推动者决定成立一个长期组织：「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Studen
Volunteer for ForeignMissions），嗣後诺非尔夏令营每年暑假都举行，成为学界的盛事，不少学生在这个聚会中决志献身。
这里我们略为交代一下维达日後的情况。他於1892年出发前赴印度宣教。途经英国，应邀协助成立[英国学生志愿运动联会](British
Student Volunteer Missionary Union）。他在印度主?
要协助青年会推展学生工作。1912年，当他返回欧美后，他用了十年时间，到处推动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的异象。而在1919至1927年间，他担任学生志愿运动的总干事。维达是另一位重要的普世合一运动领袖。
1888年12月6日，[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正式成立，穆德代表青年会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才二十三岁的他，竟然被推举为第一任主席。正如一位教会史家所言，自此以後，穆德便和普世宣教工作结下毕生的不解之缘。
学生志愿运动的口号是[ 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世界] 。它每年都在各地举行大会，呼召青年学生献身，得到极佳的反应。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於1891年2月在克里夫兰（Cleveland）召开第一次大会，共有来自一百五十一间院校的五百五十八名学生代表参加。作为大会主席，穆德在会中宣布，直到1891年为止，在美国及加拿大已有六千二百名大专生决志献身，并且有三百二十人已前赴工场。他们亦被英国及北欧邀请，前往推动相同的运动。1894年2月，第二届大会在底特律举行，与会人数超过一千人，包括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代表，内地会的戴德生是大会其中一位讲员。1893年，他们出版《学生志愿者》(The
student Volunteer）月刊。
穆德在 1900年出版一本关於学生投身宣教工作的手册，题目是《在这个世代将福音传遍天下》（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in this Generation）。他指出，在二十世纪，全世界都向基督教敞开门户，而传教工作亦得到从未有过的丰富资源，因此，在这一代人过去以前，基督教信仰确实有可能传到地极，完成基督的大使命。他不但在学生群体中大力宣扬宣教工作，亦向教会推广海外宣教的异象，资助在1906年兴起的平信徒宣教运动（The
Laymen’sMissionary Movement),此运动的成立目的，在向平信徒推广宣教的异象，在各大城市主持让平信徒参加的宣教会议，鼓励信徒到海外宣教工场参观。他们亦呼吁各堂会成立差传小组，宣扬宣教事工的重要性。这个运动的首任（1907至1915年）总干事怀特（J．Campbell
White）是穆德的妹夫。
不过，在二十世纪以後，随著自由主义与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愈来愈广泛，人们对宣教的关注点逐渐由拯救灵魂转向传播西洋近代文化：他们相信传教的任务，乃是要将基督教国家的文明延伸到其他国家，事实上这是一场启蒙运动过於传教运动。在艾迪等人的推动下，不少青年会及学生志愿运动的参与者投身进一个所谓「人类和宗教前进运动」（Men
and Religion Forward Movement）；他们致力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建造人类的新文明，将天国实现在人间。
穆德在1920年於美国艾阿华州狄蒙尼（Des Moines）举行的学生志愿运动大会中宣称，在运动开始了三十三年以後，已有八千一百四十位献身者前赴宣教工场，占了全球所有宣教士的三分之一。可见这个运动对近代宣教历史的重要性。但是，正因社会福音思想笼罩整个美国的基督徒学界，参与者对传统的宣教观念已感不满，他们要求更多正视社会和文化的不公义问题，而非重复过去的宣教工作：最後，穆德被迫辞去当了三十二年的主席职位，而这次大会亦宣示了整个学生志愿运动的彻底转向；严格地说，传统以海外宣教为关怀目标的学生志愿运动已结束。
B.从青年会到普世合一事工。
1．成立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
穆德在青年会中担纲前线工作，广泛地与各种超宗派的福音事工接触，更由於参加不同的宣教大会，认识好些在不久将来便派赴全球各地的准宣教土，因而拥有一个广大的人际关系网。譬如说，在1889年的诺非尔夏令营中，他便结识了好些日本留美的基督徒学生，对青年会的日本事工有所了解；而在推动各地的学生志愿运动的过程中，他也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运动领袖有所接触。这些跨越文化的经验促使穆德产生梦想，就是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普世学生组织。
1891年，穆德首赴欧洲，其中一个目的便是探索这梦想的可行性；而在1894年初，当他再度前赴英国担任学生志愿运动的大会讲员时，他顺道到欧洲大陆，一方面传递学生福音工作的异象，另方面争取支持成立国际基督徒学生联合组织的构想。
这个构想迅速获得青年会及别的国家的一些政治领袖如瑞典的费尔斯（ Karl Fries）的支持。终於在 1895年 8月17日，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WSCF）在瑞典瓦士敦纳城堡（Vadstena
Castle）举行成立典礼。这是一个由十个北美和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的学生组织，而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则全力支援。穆德在会上被选为总干事，接著的二十八年，直至1922年为止，他一方面为青年会工作，另方面亦为联合性的学生运动的创办者和领导人，工作的范围由青年会跨进至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
谈到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的成立，除了学生志愿运动之外，我们必须交代它的另一个源头：[大专基督徒学生联盟](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这是由英国剑桥与牛津大学联合成立的组织，後来逐渐聚成一个联合性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改名为[英国大专学生联盟]
（British College Christian Union）。这个学生运动对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的成立起了预备的作用。
在1895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成立时，这个组织还不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性组织，因为它的成员全都来自欧洲和北美。但是在穆德的努力推动下，很快便有其他种族和肤色的基督徒学生团体成立和加入。穆德周游列国，到访南美、中东和亚洲，协助印度、锡兰（日後的斯里兰卡）、澳洲、新西兰、中国和日本等地的学生，成立学生组织，并加入联盟。
2．推广联盟会异象。
1895年，穆德展开第一次环球之旅。他在联盟成立後，先在欧洲好些国家作联络工作，推广普世学生事工的异象；接著访问中东、锡兰、印度等地，倡议成立[印度与锡兰大专青年会联会。]（
The Intercollegiate YMCA of India and Cevlon), 加入成为联盟的会员，并推动印度学生志愿运动。他从印度乘船南下澳洲和新西兰，协助成立[澳洲基督徒学生联会]（The
AustralasianStudent Chistian Union）。 1896年7月29日，穆德经过香港，然後转入中国大陆，到访广州、上海、烟台、北京口天津、汉口、南京各地。这是穆德首次踏足中国。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宣教工场，当时共有五千位更正教宣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这次旅程的最後一站是日本，而最後的一个成果是日本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成立。穆德将他的行程报告编成一本书，题为《征服世界的战略据点:
大专学院与基督教的推展》（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Conquest：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related to theProgress of Christianity，1897）。
穆德的第二次亚洲之旅是在1901至1902年间，他先後到访日本、中国、香港、锡兰、印度等地。在行程中，他不单与当地的欧美宣教士联络，亦与不少当地信徒领袖接触。从这些既能干又有丰富属灵经验的人身上，他认定基督教已於亚洲植根。。
1897年7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诺非尔召开第一届大会，嗣後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与学生志愿运动不同，联盟的会议一般规模较小，大约只有百位来自不同地方的代表参加，旅费一般由穆德向富有的朋友筹募。1907年，联盟首次假日本举行大会，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的国际性会议。他乘出席聚会之便，作了第三次中国之行。
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原为一个致力推动宣教工作和普世合一运动的学生组织，它鼓励和推动各地学生参与门徒训练，从而投身宣教工作，亦为来自不同宗派和地域的学生提供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和表达意见的渠道。它也可说是1921年成立的[国际宣教协会]
（InternationalMissionary Council）和1948年成立的「普世教会协会」（WorldCouncil of
Churches）的前身。譬如说，在 1911年於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召开的联盟年会中，更正教便首度和东正教及天主教合作，其後联盟亦获准在土耳其这个东正教的地区推展学生运动。
联盟之所以在普世合一运动中扮演这样吃重的角色，与穆德作为它的首任主席是分不开的。穆德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世合一运动的灵魂人物。
1920年，因欧战而有七年未曾召开过大会的联盟召开第十届年会，穆德在会上辞去了充任二十五年的总干事一职，改任主席，直至1928年。
在两次大战期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积极推动各地学生团体参与战地救援、难民救济等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後，联盟成立了欧洲学生救援会（European
Student Relief）。四年後，四十二个国家的学生组织筹募了五十万英镑，援助十九个国家的饥饿学生。後来欧洲学生救援会成为独立组织，易名[国际学生服务处。]（lnternationnal Student
Service)，後再易名为[世界大学服务处] （World University Service），这个组织至今仍在运作。
直到1960年代为止，联盟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1972年，联盟在组织架构上作了重大变化，原本中央集权的组织一分为六，在非洲、亚太地区、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等地，各自成立地区总部，而日内瓦则变成各地区的联络处，藉以容让不同地区的学生团体因应地区的政治社会环境，而拟定其学生运动的策略，及从事处境神学的反省。
不过，由於在北美及欧洲自由主义神学愈来愈泛滥，对一向站在时代前线位署之学生运动的影响尤为显著，联盟逐渐失去对传统意义的灵命成长与宣教使命的关怀，而社会福音思想更将不少前卫的基督徒学生引领到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战线，这引起了许多信仰较传统的基督徒不满。1910年，英国一些保守的基督徒首先脱离基督徒学生运动，另组[大专学生福音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简称IVF），如此开始另一个基要主义的普世学生运动，「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r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简称IFES）於1947年成立。嗣後，普世基督徒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基督徒学生组织部分成[福音派]
与所谓[普世派] 两个阵营。
六、七十年代，普世派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愈趋激进主义，不少成员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社会解放运动，造成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本身的分化甚至分裂。七十年代以後，随著福音派的迅速增长与自由派教会的没落，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徒学生运动都变得衰微，乃至结束。相对地，各种形式的福音派学生运动，如学园传道会、导航会和学生福音团契，倒有相当可观的增长。
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与中国近代教会历史曾发生过一次密切的关系，但却是相当悲剧性的。事缘1922年4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园召开第十一届年会，这是自欧战後联盟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上，德国代表提出有关欧战的战争责任的讨论，其他国家的代表群起反对，引来极大冲突；穆德虽然尽力保持中立，却被指摘为只顾友谊而牺牲了公义。此外，会议的召开亦惹来中国学生的抗议。他们反对这个富帝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组织借用中国的高等学府，举办一个旨在荼毒中国青年心灵的会议；他们成立[反宗教大同盟]
（後称「非基督教同盟。），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在政党的援引下，爆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断断续续地绵延六年之久。这是继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後，中国另一场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日後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所产生的反教议题（诸如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至今仍为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人所讲论。
穆德作为联盟的主席，当然出席了北京的这次会议，这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其後穆德分别在1925年、1929年、1935年重访中国。他合共曾到过中国七次。不过，大概是由於会议前後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事件，穆德没有留下任何关於这次会议的记录。
3．促成国际宣教协会。
1910年6月10日，一个重要的普世宣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是为「爱丁堡宣教大会]（Edinbrugh MissionaryConference）。这不仅是首次世界性的宣教大会，对教会史家来德里（Kenneth
S． Latourette，1884-1968）而言，这次大会更象徵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标志著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有关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宣教会议的构想源自1907年举行的「北美海外宣教会议。（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America），在穆德及其他主催者的积极推动下，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二百名差会代表、宣教士及教会领袖，云集爱丁堡参与是次盛会。穆德作为主席主持整个宣教会议，亦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再次确认向未信基督的民族传教是教会至高的责任，而现今正是践行这个使命的最好时机，故全球各地的教会和信徒必须携手合作，集中宣教资源，俾能更快更有效地完成这个使命。会议的成果是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的报告：《基督教使命的决定性时刻》（TheDecisive
Hour of Christian Missions）。
大会拟筹备成立一个普世的宣教组织，并首先组成绩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Committee）以董其事，穆德被选为主席。委办会刻意吸纳後进教会的代表，来自中国的诚静怡亦是委员之—。不过，由於他及其他亚非代表根本不能长途跋涉地前来参加会议，故委员会仍由欧美代表主持和运作。续行委办会在1910年通过一份宪章，并决定出版一份宣教刊物：《国际宣教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
of Missions），於1912年1月创刊。
1912至1913年，穆德作了一次重要的环球之旅，艾迪亦同行。除宣传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异象，协助後进国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外，同样要紧的是他们的环球学生布道工作。行程的首站?
是印度，然后在1913年1月转到中国，协助中国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罗炳生(E.C. Lobenstine)和诚静怡出任干事，中华续行委办会是於
1922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在是次旅程中，穆德和艾迪亦在中国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共有七万多人次参加，另他们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其後，穆德等转赴朝鲜及日本，协助日本成立续行委办会。
1922年5月，乘出席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之便，穆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虽然他并没有筹备或主持这个会议，但却在大会两次发言，并对会议产生相当影响。因著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保守派的差会和宗派拒绝加入基督教协进会，今这个组织的代表性大打折扣，不过，协进会的成立，仍是合一运动的一大跃进。同年，日本的续行委办会亦改组，成立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穆德也出席了是次会议。
由於国际政治形势转趋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立永久的国际宣教组织的构想被迫拖延。直到1921年10月，英美等国家不同差会的负责人在纽约慕康湖（Lake
Mohonk）开会，组成「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为会员单位。协会的目的在探讨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关怀，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决定不处理任何教义与礼仪的问题，留待[信仰与教制运动]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下详）处理。协会出版并发行《国际宣教评论》及其他宣教研究成果。
国际宣教协会十七个创会会员中，有十三个为西方的差会。不过，协会也积极邀请亚非拉地区的教会代表加入，以增强其普世的代表性。嗣後，协会在不同地方召开大会：耶路撒冷(1928、印度马德拉斯的坦巴兰（Tambaram，1938）、韦比（Whitby，1947）、惠灵根（Willengen，1952）、加纳（Ghana，1957）及新德里（New
Delhi，1961）。
1941年，由於感受到来自年轻同工的压力，穆德辞去国际宣教协会主席一职。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组成後，国际宣教协会面对愈来愈多呼声，要求将组织并入成为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部门。结果在
1961年的新德里会议上，国际宣教联会宣告解散，变成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事工部]（Division of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C．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
穆德在1928年国际宣教协会举行耶路撒冷会议後，便正式退休，离开青年会的工作。退休後，他到不同地方主持讲座，并将讲稿付印出版，包括《今日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召唤》（
The Presnet DaySummons to the world Mission of Christianity，1931），《释放基督教平信徒的力量》（
Liberating the Lay Forces of Christian，1932），有关学生工作的《合作与世界宣教》（CooPeration
and theWOrld Mission，1935），为国际宣教协会所做的全球报告《今日的世界福音工作》（Evangelism for
the world Today，1938），他的自传《五个年代与一个前瞻》（Five Decades and a Forward View,1939），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3－1971）等合著《基督教的危机》（Christianity in Crisis，1941），与更大的福音工作》（The Larger
Evangelism, 1941）。
穆德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青年事工和宣教方面，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在平信徒运动与超宗派的事工合作方面。他对於教会性的合一运动，诸如[信仰与教制]
、[生活与事工] （Lifeand Work）等运动，参与并不太多。譬如说，在生活与事工运动中，他没有出席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成立会议，1929年的大会也没有参与。而在信仰与教制运动中，他虽然有出席
1927年的洛桑会议，但因病提前离开，大概也没有发挥甚麽特殊的作用。
不过，穆德却积极参与 1937年於牛津举行的生活与事工运动计划会议，并共同议决成立一个普世基督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年，生活与事工运动在牛津召开一个「教会、社群与国家」（Church，Community
and State）的大会。不久，信仰与教制运动亦在爱丁堡召开一次大会。两个运动议决组成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商讨彼此合作，并筹组普世基督教协会，穆德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
1946年12月，穆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毕生在促进国际沟通与事工合作的杰出贡献。
1948年8月23日，普世基督教协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正式成立，穆德以八十二岁高龄出席该会议，受到举世注目及尊重，被推选为荣誉主席。会上，他回顾过去所参与的普世合一运动，包括曾差出二万名学生到宣教工场的学生志愿运动，曾联系全球三千间院校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培育出大批今天的基督教领袖的青年会，联系已发展教会与发展中教会的国际宣教联盟。这次会议，标志他毕生致力从事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理想，至终获得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穆德也是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教会和平联盟] （Church Peace Union）於194年在德国的康士坦斯（Constance ）成立，主要推动者为卡内基（AndrewCarneige）。後来因欧战关系，在英国伦敦重组，易名为「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FriendshiP through the Churches）。穆德是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负责人。不过，基於政治的考虑，穆德退出了由霍坚（Henry
T．Hodgkin）所成立的[英国唯爱社] （British Fellowship ofReconciliation）及[和平主义运动]
［或译唯爱主义（pacifism)。我们知道，唯爱主义思想对二十世纪不少中国基督教人士如吴耀宗等，都有不少的影响。
穆德的太太莉拉（Leila）於1952年逝世，终年八十六岁。穆德於不久後再婚，并继续他的环球旅程。他在1955年1月31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III．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
在叙述了穆德丰富多姿的一生後，我们转移以整体角度检视这时期的普世合一运动。
A．普世合一运动的起点。
1．合一的困难。
不管我们持守怎样的神学立场，总不能否认合一是基督教的重要理想，亦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一项要求。尼西亚信经强调教会有四重特质（参页48），独一与大公（catholicity
）是其中的两项。奥古斯丁在对付多纳徒主义时便曾提出：教会最重要的本质不是圣洁而是爱，教会分裂正破坏了教会这个最基本的特质（参页78，119），所以主张分裂者就是异端。可见在初期教会中，追求教会合一占了关键性的位署。任何从大公教会中分裂出去的教派，都被判定为异端。大公教会甚至宣称它是真理和救恩的总代理，教皇是使徒在世的代表，教会的门就是救恩唯一的门。任何人离开大公教会的檐下，必然走往灭亡的道路。
可是，教会的合一却是不易维系的。尽管大公教会宣称拥有独占的真理，并且将圣经的诠释权牢牢握在手里，也无法阻止人因着各样的理由，从这个普世的信徒群体中分裂出去。早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已曾分裂过许多次。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欧长时期维持合一，真正的关键也不在信仰本身，而在教会所拥有或所能援引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单凭认可同一个真理，是不可能使不同的教会成员黏合在一起的。真理即或只有一个，人仍色对之作不同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圣经虽然只有一本，但对圣经的诠释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所以，要教会维持合一；非在一定程度内诉诸权力不可。[正统]
一词，代表的不仅是真理，也是权力。
在大公教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分裂是在所难免的。第七世纪回教势力入侵近东後，东方教会纷纷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割断关系。
叙利亚、伊朗、埃及等地都在回教势力的管治下，政府和人民既然再不受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辖制，教会便跟大公教会再无相通，它们沦为名副其实的小教派。这些教会至今仍然存在，却与其他教会甚少联系。
1054年，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因著政治上的长久割断，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形成东正教与罗马大公教会。1517年，随著民族主义而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教会再分裂为天主教及更正教两大阵营。并且，宗教改革一开始，更正教便不是一个团结的教派，却是由多个不同种族、派系与运动所组成的。由於宗教改革，更正教主动由大公教会分裂出来，为了合理化其分裂的行论，改教者必须坚持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而坚持真理比维护合一更为重要。真理不容退让，惟有在对真理的看法相同的前提下，合一才成为可能。这是更正教在合一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真理的相同才是最根本的，组织上的合一只属次要的考虑。在十七世纪更正教经院神学时期，更正教神学家大都高举这个先真理、後合一的主张。
不过，若得先在真理的看法上谋求一致，才能讨论合一问题的话，那合一便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人们在意见不合时，往往会夸大双方的分歧，将分裂行动合理化，但事实上分歧却不一定如此悬殊。宗教改革迄今已近五百年，我们看到更正教的宗派数目有增无减，基督教机构如雨後春笋般不断成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正朝著合一的方向前进。那些新兴的宗派与机构，为了合理化它们另起炉灶的行动，乃在教义及真理诠释上突出某个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的特点，扩大它们与传统宗派和组织的迥异处，甚或刻意制造悬殊的差距（譬如灵恩派总爱指摘传统教会只重基督不重圣灵，或要求别的宗派在灵恩与组织中间作抑此或彼的选择）。它们建造教义和礼仪的屏障藩篱，而非拆毁中间间断的墙。
先谈真理後讲台一，往往是拒绝合一的最佳藉口。教会所谈的真理，主要集中在礼仪及教义的层面，但正正在这两个层面寻求合一，却在过去二千年间几乎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初期教会连对圣诞节和复活节的节期计算这般基本的争议，都无法取得共识呢：更正教几个主要传统对圣餐的看法，从十六世纪至今，还是言人人殊，不同宗派各自表述，并无趋向统一的徵兆。
2．学生与青年事工。
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由平信徒主催的运动，是首先谋求在属灵经验（圣洁运动、神医运动、千禧年运动）和福音事工（奋兴布道）等层面上分享合作，而非纠缠於教义与礼仪的趋同。这是一个跨宗派甚或超宗派的运动，由一些宗派与堂会以外的新兴机构（如青年会、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所推动，并鼓励信徒以个别身分加盟参与，从而绕过复杂建制组织的重构问题。
真正在合一诉求上产生突破的，是在十九世纪因第三次大奋兴运动而掀起的平信徒运动，特别是由平信徒所推动的青年及宣教事工。此两者乃是更正教合一运动的突破点。由此可见，教会不是在真理层面上达成合一乃是藉著事工的合作来达致合一的；并且。这主要还不是宗派与宗派间筹办联合事工，而是在宗派外另立新机构，从事新的工作。一切从头做起便是最简单容易的。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欧美社会带来急剧转变，许多从前不曾存在的社会问题孳生，对一直依存著农业社会型态的教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青少年是社会风向的指标，他们位处社会的前沿（或说边缘），故受社会风潮影响的幅度一般较成年人为大。青少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最佳写照，而青少年的需要也是社会需要的缩影。由於宗派与堂会向来较为保守，对时代风潮的趋向敏感度较低，反应也相应不够灵活，故回应时代的责任往往便落在少数先知先觉的信徒身上，他们针对客观需要，成立教会建制外的组织，推动各种实验性的新事工。例如，为解决青少年失学的问题，主日学运动应运而生；为挽救青少年道德与灵性的疲惫，青年会与女青年会亦相继成立。传统教会不易承担这些新兴的社会工作，基督徒和社会大众对满足青少年需要的呼吁。反应一般又较为积极；因此，以青年事工作为跨宗派或超宗派运动的切入点，是较易取得教会和信徒的一认同和支持的。
青年事工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其本身却又是酝酿和发扬超宗派合一精神的温床。一般平信徒大多只认识所属的教会，很少知道自己的宗派或堂会以外的其他教会，他们甚少与别的宗派传统信徒接触往来，遑论有所认识。很多人在进入大专院校就读以後，在校园团契里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基督徒相交，才发现原来存在著许多不同的宗派，并且各自有不同的属灵传统。不过，由於对教会认识未深，青年人大多对自己的宗派传统亦不大了了，甚麽宣道会、信义会，对他们而言，都不过是任意冠上的名称吧！他们不大理会宗派间的任何不同处，反正都是基督教便足够了。他们乐於在生活和事奉层面上，跟不同传统的信徒交往，一起读圣经，一起传福音，所有教义与礼仪的分野，都是他们既不关心又无从谈论的。
因此，学生运动是最容易达致跨宗派甚至超宗派合作的。事实上，年轻人总有反建制的倾向，不喜欢依循传统、教义现条行事，背叛师们也是司空见惯的。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基督徒，合一意识一般均较强烈，眼界、胸襟及包容接纳度也相对较大。我们看到，十八与十九世纪好些重要的属灵运动，其异象都是在大学校园里酝酿，其原初的班底亦是在校园里纠集的，最佳的例子有卫斯里约翰所带动的复兴、学生志愿运动等。
学生与青年事工大都带有鲜明的平信徒运动的性质。反教权主义色彩强烈。如前所述，因著真理层面达致合一并不容易，而教职人员基於身分和专业上的拘限，甚难完全无视真理的分歧；如此，合一运动由平信徒推动带领，便是较为简易的安排。慕迪与穆德这两位分别代表十九及二十世纪基督教合一运动的领袖，也是学生运动和青年事工的领袖，他们的共通点便是平信徒的身分。他们之所以广为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人所接受，除了因著人缘极佳，人际关系技巧高明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讲道信息都没有来雒复杂的神学内容、没有鲜明的宗派色彩，虽倾向保守却又平易近人。他们不需要对任何宗派和神学传统效忠，可以随意将庞杂的信仰大幅还原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之类的信条，成为不同背景的人彼此合一的共同基础。
3．宣教运动。
除了青年事工外，宣教运动是另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的切入点。
宣教运动是十九世纪属灵觉醒运动的重要产物，无数基督徒在运动中醒觉起来，积极投身海外布道工作，期望在这世代中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福音。从十九至二十世纪，有超过二十万位来自英语国家的宣教士被差到世界各地，彻底改变了过去更正教在宣教事工上停滞不前的面貌，影响非常深远。
与青年事工一样，宣教运动既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一个表现，但它同时又是超宗派合作精神的培育所。
近代更正教的宣教运动首先以超宗派的面貌出现。一些立志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中间的先觉者，纠集一群志同道合的信徒，迳自在宗派外成立组织，便开始海外宣教工作。十九世纪最早期的差会，无论是英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抑或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或是美国的美部会，都是信徒自行组织的差会。虽然它们的组成分子都有强烈的宗派一致性，譬如伦敦会与美部会的负责人有公理宗的背景，而教会传道会则有圣公会背景；但是，它们却是宗派建制外的组织，不是所谓官方的差传机构。宗派差会要在这些[非宗派]
差会初见成效以後，才相继成立。所以，宣教运动是跨宗派合作精神的成果。
与此同时，宣教运动对合一运动精神的发扬，却也有极大的帮助。在宣教工场里，基督徒容易缔造宗派间的合作。一方面，特别在开拓一个新工场的初期，同一宗派差来的人员有限，宣教士多数须忍受一段孤军作战的日子，放在工场内，同样来自欧美但隶属不同宗派的宣教士，往往乐於走在一起，互相合作和支持，他们中间不存在宗派藩篱。二方面，在传教工作开始时，宣教士大多只宣讲简单的福音，主持简单的崇拜聚会，不可能突显其宗派的教义和礼仪传统；在宣教工场上，基督教大都以较原始朴素的形态存在，宗派主义并不显著。三方面，工场上不同宗派的宣教士所面对的跨文化和社会的冲击，往往较宗派间的歧异来得迫切：浸信会与宣道会间的差异，远比浸信会与儒家思想的分别为少吧！宣教士面对相同困难，必须携手合作协力解决，这个实际需要盖过了他们对自身礼仪、教义的坚持。
甚少有一个宗派的差会可以独力承担差传工作，将基督教全盘移植到工场，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系统所需的庞大开支，这间接促使他们将信仰还原为几个简单元素，作为信仰的最大公因数，与别的宗派传统合作，分享资源。事实上，宣教工场上人力与资源缺乏，令一切的斤斤计较都变得过分奢侈。举例言，在二十世纪初，广西南宁只有三个宗派在进行传教活动，就是安息日会、圣公会及宣道会。其时在华传教士达成协议，划定地盘，南宁以南地方归安息日会照管，宣道会则负责南宁以北的工作。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基要派岂不是一贯视安息日会为[异端]吗（我可不同意这个看法）？怎么会在福音工作上达成协议呢？不过，要是我们了解宣教力量的薄弱，客观需要的无边无际，便知道在今天看为不可能的东西，在资源匮乏的宣教工场里都是可能的。
在宣教工场中，宗派间的纷争是最少的，跨宗派的合作非常普遍。没有一个宗派可以独立承担由小学、中学、大学到神学院的教育建设，成立自给自足的系统，而不须考虑跟别的宗派所主办的学校相嫁接。他们在各自兴办学校的同时，总要在学制的衔接、教学材料的翻译，及译名的统一等基本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否则便意味著他们不能与他人分享资源。以中国为例，来华宣教士很早便成立教科书翻译和出版的统筹组织，入虎藉以支援教育事业的推展。在圣经翻译、属灵书刊与传教工具的刊行，乃至所有宣教事工上，跨宗派的合作都是不可或缺的。
B．普世合一运动的促成。
1．国际宣教协会。
宣教士在工场上的跨宗派合作，在时间上比在他们的差出国（母国）类似的合作还要早。再举中国为例，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後，在华宣教士便多次召开地区性的宣教会议，而全国性的宣教会议亦先後举行了三次，分别是1877的第一次来华宣教士大会、1890
年的第二次来华宣教士大会，和1907年的纪念基督教来华百周年大会。各地宣教士聚首一堂，共同制定神学立场与宣教策略，诸如对祭祖的看法、如何推动妇女教育等。宣教士多数以个人名义参与这些事工会议;
故在性质上，这些会议和事工是非宗派性的，宗派色彩非常淡薄，倘若与会代表存在著分歧，分歧也主要在神学上(自由主义抑或基要主义）和传教策略上（如是否先从事教育与医疗等间接布道事工等），而非在宗派传统上。
在宣教工场累积了多年合作经验後，1910年，才有第一次超宗派的普世宣教会议在爱丁堡召开，即前文已提及的爱丁堡宣教会议。这次会议对普世合一运动意义深远。会议议决加强宗派间在宣教及其他事工的合作，集中资源，践行宣教使命，而与会者皆认同藉宣教来促进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切入点。会後成立续行委办会，旨在继续推动普世宣教合作及教会合一运动，由穆德充任主席。
毋庸署疑，宣教士处身於异民族及异文化的环境中，面对著多元化的世界，他们的胸襟和眼界多数较为广阔，对与自身殊异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接纳程度较大，他们亦较能从一个普世观点来理解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发展。这个会议的其中一个洞见，是协助基督教的後进国家尽快建立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并实现自治、自传、自养。惟有当後进国家都有独立自主的教会和教会领袖，成立具代表性的教会组织，并派出代表参加基督教会议後，这些会议才真的算是国际性，所形成的组织也才真个是普世性，而不再是完全由西方主导。往後数年，身为续行委办会主席的穆德，不辞劳苦地到各地联络教会，鼓励当地领袖成立联合组织，推动教会的发展。
1913年，穆德来到中国，协助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这是九年後（1922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他也在印度、日本、刚果等地，协助设立续行委办会，发展为日後的基督教协进会。
1921年，国际宣教协会在纽约成立，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高会员单位。协会旨在探讨全球的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异象，以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除承担出版《国际宣教评论》外，又刊行其他宣教研究的成果。
2．生活与事工运动。
从宣教运动和国际性的宣教组织，我们转而谈另一个重要的普世合一运动：[生活与事工运动]。
踏入二十世纪，教会遭受愈来愈多的外在压力和挑战，包括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後，面对国际间紧张的政治形势、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少基督徒都问：基督教信仰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如何在这个世代中，维持基督教的声音？教会可以成为一股促进世界迈向和平及公义的力量吗？这样，一群教会领袖在1914年组成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并在德国的康士坦斯召开会议，成立教会和平联盟。
1920年，十五个国家代表集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另一次会议，议决推动一个普世基督教运动，讨论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可以及应该有的作为。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好结束，不少与会者的祖国都受无情的战火蹂躏。他们深信教会必须正视现代化对人类可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基督教可以成为抑止军事对立的因素吗？。
在这样的关怀推动下，1925年，三十七个国家五百名代表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普世基督徒生活与事工会议。会议一方面讨论宗派间的合作问题，另一方面探讨基督教的时代责任。他们将会议定名为[
生活与事工] 显示他们关心基督徒是否能建立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会後，1930年成立[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将这个关怀订立为一个长期进行的普世运动。
生活与事工运动的发起，与当时神学界对社会关注的转向有相当的关系。神学家如汤普（William Temple， 1881-1944）及尼布尔等，非常关注教会如何面对集体和普世的罪恶问题。尼布尔有一句名言：[对教会而言，世界实在太强了」（The
world is toostrong for me cnurch）。基督徒今天面对的不再是个人的罪恶问题（诸如个人受引诱和试探等），而是集体的罪恶，故这不能单靠个人悔改，便将问题解决。面对著全球性的不公义，各样危害人类的和平与友爱、破坏社会公义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教会需要探问福音的社会意义，就如：信仰如何改造或协助改进社会?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性的群体，如何解决整体社会问题？
1934年，欧洲局势紧张，希特勒在德国开始崛起。国家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到处流播，愈演愈烈。普世基督教生活与事工会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题目是[今日的政教关系]
（TheChurch and the State State Today），关注信仰的时代意义及社会实践的问题，後筹划在1937年於牛津召开第二届生活与事工的普世会议，议题为[教会、社群与国家]。除了召开会议外。他们还出版一些关於信仰、教义的小册子，讨论信仰的时代意义。
其後，大会决定与当时另一个国际性教会运动：[信仰与教制]。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合并。 1938年，这个运动再并入刚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
3.信仰与教制运动。
信仰与教制运动跟生命与事工运动取向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是探问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形式。後者关注事工问题，包括信仰的时代意义、社会问题；前者则集中於教会内部事务，特别是不同宗派的教义与礼仪的调和工作。他们努力寻找宗派间的最大公因数，藉以破除教义和礼仪的藩篱，制定一套能为各更正教派共同恪守的信仰规范。这是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最棘手的部分。
运动的首倡者为美国菲律宾圣公会主教布兰特（CharlesBrent，1862－1929）。他与穆德是亲密的朋友，早自1905年便彼此相识。在出席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後，他受到会议的启发，希望召开一次全球关於信仰与教制的会议；在得到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戴维逊（Randall
Davidson）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董其事。会议原拟在1917年举行，但因欧战爆发，故被迫延迟。在1927年瑞士洛桑召开一次[普世信仰与教制会议]（World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讨论教会、信约、圣礼、职事及崇拜等问题，期望能挪开宗派间合一的障碍。穆德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1937年，信仰与教制运动於爱丁堡举行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并入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临时委员会。但并入後，他们仍继续工作，召开会议，并协助推动不同宗派间的对话，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及东正教的对话。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主持下，信仰与教制分别在伦德（Lund，1952）和满地可（Montreal，1963）等地召开会议。1982年，他们通过出版一份名为《水礼、圣餐与圣职》(Baptism,
Eucharistand Ministry，简称BEM ）的文件，制定一套为不同宗派共同信守的水礼及圣餐礼仪。不过，据知采纳这套礼仪的教会非常少，这可是一个不易成功的运动。
事实上，事工合作远较在教义及礼仪上谋求统一来得容易，因为教义与礼仪涉及教会的属灵传统，这是生死攸关的身分与角色认同等问题。要是我们无视传统的复杂因素，仅仅追求在教义和礼仪上求同存异，最可能的後果是将教义与礼仪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还原为一套纯粹的形式，并且在形式上谋求统一。宗教通常是社会中最古老的组织，其强烈的保守性是众所周知的。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每个宗派的传统都变成牢不可破的积淀。每个礼仪与教义亦都是互相紧扣而非孤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变谈何容易！。
譬如说，改革宗传统的讲台是置於礼堂中央的，因为他们强调崇拜最重要的是宣讲上帝的道。他们相信崇拜的真正意义是事奉，而最重要的事奉是生活上的事奉，最美好的献祭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如此，恭谨地践行上帝的话，就是最美、最合宜的崇拜。要践行上帝的话，便得首先聆听上帝的话，而主日正是宣讲上奇说话的日子，信徒在恭聆後，便在其馀日子里践行出来。将讲台放於礼堂中央，绝对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布署，而是有复杂的神学观及圣礼观在其中的。教义与礼仪的整合是极其艰巨的工作。要是我们为求速见成效，将一切形式背後复杂的神学因素予以剔除，将之看成是纯粹的礼堂布贾，然後主张讲台有三种摆放的形式：或署中或偏左或偏右，任君选择，那我们便正是把礼堂设计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了。
今日的所谓崇拜更新运动，基本上只是集中在仪式编排的讨论。参与者宣称主日崇拜应有认罪、敬拜、代求等功能及环节，然後在每个环节下援引—、两节金句，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这样的讨论有圣经及神学的根据；但实际上它们根本谈不上是崇拜神学，而只不过是综合晚会的节目编排罢了。我们将各种不同形式的礼仪单元化（视这个程序与那个程序毫无关连），一视同仁，故可以在这个星期尝试信义宗的三代经题，而下个星期则试用圣公会的唱颂方式。总之务使教会崇拜活动多元化，避免信徒感到沉闷。
普世合一运动很容易有非神学化和非历史化的倾向。为了求同存异，必须将所有的传统及其背後的神学意义掏空，甚至连教义也被简约为若干口号。譬如某些基督教机构所草拟的所谓信约，多倾向回避复杂的神学论争，只列举几条简单的条文。这样的信约是非神学化的，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确定信仰的具体内容，无法厘清信（正统）与不信（异端）的分别。
4．普世基督教协会的成立
在牛津举行第二次生活与事工的会议时，与会代表已同意成立一个普世教会的联合组织；及後信仰与教制运动在1937年的会议中也通过此协定。於是在1938年，他们在荷兰乌特勒次（Utrecht）成立一个临时的组织，草拟宪章。同时期，生活与事工及信仰与教制两个工作会议宣告并入临时组织中，穆德成为这个临时组织的副主席。不幸地，因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普世基督教协会无法随即成立，直至大战结束後，才重新组织临时委员会。1948年，普世基督教协会终於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共有四十四个国家一百四十七间教会派出代表参加。
普世基督教协会致力推动全球教会的合一运动，强调凡宣认耶稣基督为上帝及救主的教会，便可加入成为会员。他们接纳东正教为友谊会员，也积极推动不同宗派的对话和合作。
1961年，国际宣教协会正式加入普世基督教协会，成为会员组织。自此，国际宣教协会、生活与事工及信仰与教制三个在二十世纪初重要的合一运动，都汇集在普世基督教协会之内。它成了今日普世合一运动的代表组织。八十年代以後，中国基督教协会亦是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会员。
C．普世台一运动的成与败。
必须指出，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基督教运动，一班拥有时代敏锐触觉的基督徒，包括穆德在内，努力使基督教迎向一个全球化的新纪元。他们关怀信仰在现世的有效性，实践基督教的合一要求。但与此同时，为了促使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基督徒走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将基督教信仰大幅度简化，还原至与不信几乎毫无差异的地步。这种回避传统、回避教义的态度，无可避免地将基督教掏空了，信仰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类梦想。
无可否认，信仰可以是非常简单的，最基本的教义可以约化为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主。那么，为何日後教会要把教义说得愈来愈复杂（韦斯敏斯特信条的篇幅便与使徒信经相差甚大）？原因可不是後人合著无事画蛇添足，而是他们将这个简单教义尝试在教会实践，并在社会兑现时，却面对着众说纷纭、真假混淆的情况，故不得不就其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的诠释。所有的教义订定都是被迫而为的，教会往往是先有异端後有正统。若非教会受著亚流主义及亚波里拿流主义的夹击，迦克教信经便不用花这样大的篇幅来讨论基督的神人二性了。教会面对著各样的异端邪说的冲击，无法不逐渐将[基督是主]
这个简单的认信，建构成一套复杂的神论和基督论。
要是有人无视在历史上出现过复杂的神学争论，将一切教义历史化（偶然化），主张把信仰还原为[基督是主] 时，那我们得问：这句话到底是甚麽意思？耶稣基督是上帝吗？抑或他仅是上帝显现的一个形式？[上帝]
是甚麽？他是宇宙真理的一个代名词、人类历史的总和、历史的规律，抑或是有位格的创造主？这些绝不是无谓的讨论。倘若没有厘清以上的问题，即使有人声称他相信「基督是主]
，我们也不要胡乱跟他拥抱，因为他的信仰可能与我们的不一样，甚至可能是两个迥然不同的宗教。回避众多的神学争论，将信仰遗原为一、两个认信句子的做法，很容易便将信仰非神学化与空洞化，将基督教沦为统一教，这是合一运动最大的危机。
我们承认求同存异是寻求合一所必备的态度，过分强调双方的分殊，只会使对话或合一成为不可能。不过，合与分之间如何划线，如何在宽容中有所坚持，如何在与人结盟时不致迷失了自己，是不容易简单地作定夺的。普世基督教协会最为人所诟病的，正是它的容纳性过强。在信仰问题上，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只是一线之隔。多元主义可以成为社会关系必须具备的一种态度，我们接纳社会群体成员的彼此不同，不以霸权主义的方式强迫对方接纳自己的观点。可是，在信仰立场上，一元与绝对却又是必须的，朝秦暮楚不是信徒应有的态度。无所执著、无所谓的态度本身是反信仰的，这只会使信仰变得私有化或情感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无所谓客观的真假——故不能以甚麽客观理论来论证。一旦如此，就再没有任何客观的信仰基础，没有客观的信仰了。
讨论问题：
1．哪几个运动促成二十世纪基督教的普世合一运动？试简述之。
2．试述宣教运动与青年事工对普世合一运动的作用。
3．穆德是二十世纪合一运动最重要人物，请简述其贡献。
4．试述普世教会协会成立的经过，特别是其与[生活与事工]和[信仰与教别]两个运动的关系。
5．你如何评价普世合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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