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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的末日气息浓厚，尤其因着计算机千年虫的可能危机，世界各地充满了恐慌。当全世界平安度过千禧年的时候，人类才突然感到一种虚惊一场的情绪。也因而明白过分依赖科技，会使人们渐失去自主性和自由性，一旦计算机发生损坏即会天下大乱，连生存也会受威胁。原来人已忘记了祖先在大自然中的生存方式，被科技控制了生存。 今年元旦过后，动身到澳大利亚，作连串演讲。澳大利亚的新年，恰与冰封北美不同，正是酷暑炎夏，而且也是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除了演讲外，朋友们特别安排到大堡礁钓鱼和潜水观珊瑚。由于乘坐小船出大海，生平第一次体验狂风猛浪，原来船上那一小片甲板地在海涛中是如此不稳，航海使人体会生命在飘荡中的危机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上曾论述过海洋文化，西方文化正是由船上甲板的不稳性，建立其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长期以来，西方人走向大海，重复冒险，去探索和发现新世界，成为其勇进的精神根源。有资料表明，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早已发现了澳洲，古代也有人航海到美洲。但是以大地为本锁国为策的朝廷，却销毁和封锁了这种发现，维持了一种保守的天朝统治。连美国《时代》杂志也视郑和的航海为千禧大事，但同时评论其结果，是中国失去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 西方航海成功地征服了海洋，但现代文明把科学和科技作为安全的大地，希望利用这安全的大地称霸世界。十九世纪的西方人，原是预测二十世纪应当是因科技、理性和民主带来的地上乐园，很可惜回过头看二十世纪，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安定，反而，人类的残忍和杀戮，比任何年代都厉害，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还有无数大小不同的战争。从不同民族的冲突，到本民族内部的争斗，人类为各种屠杀、迫害而死亡的数目，远远超过五千年文明史的总和。这显示了一很深刻的原因，即此之前的十九世纪，人类曾拋弃了所有崇高和深沉的价值，包括宗教、道德、美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内在精神，把所有有价值的追求，都看成是主观的、个人的，把客观真理交给科学和技术。而事实上，十九世纪尼采已经看到，这个时代的来临会形成虚无主义，“上帝死了”－这句话足以体现虚无主义的来临。而比尼采更早的十八世纪的巴士葛更早地预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他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沉思的哲学家，其《沉思录》对科学的现象作很深刻的反省。根据当时科学所解释为宇宙是个无限的、荒凉的、无情的物质宇宙，他其后这观点预见了未来年代人类的价值一定遭遇很大的冲击。他在《深思录》中讲过，遇到的这个无限的宇宙，令人非常的恐惧，因为这荒凉的物质宇宙必会破灭一切崇高的价值信念，故他非常强调以主体投入的信仰，才能体会真实的价值。而一百年后尼采的“权力意志”很清楚地就宣布了虚无主义的来临。 事实上，虚无主义最早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当时本来是批评那些没有价值观及崇高暴力的人，但到尼采年代，这己经成为一种正面的说法，认为虚无主义才是真实的世界，结果拉开了二十世纪虚无年代的帷幕。二十世纪，人在这价值虚无的年代，唯一依靠的只能是科学和技术。但是没有价值，或没有一个对宇宙、人生整体的价值认同的话，单是科学和技术就可以变成操纵人和杀人的利器。如果人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内心的丑陋，名利的斗争，都可以利用科学的武器，来伤害对方，而对方也用同样的方法伤害自己。二十世纪我们看到许多这样恩恩怨怨相报的情况。而西方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是以虚无主义领导成为整个政治、伦理、文化的倾向，并且以个人主义的样貌出现，表面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但又漠视人性潜能的培养，将一切价值架空，结果各种政治和教育均在剪断人类的伦理的联系纽带。 本来中国自古也发展很崇高的价值观，但一百多年来的被欺凌，或者自相残杀，最高峰到文革，也同样把伦理的纽带、道德、家庭亲情给割断了。东西方在世纪末均陷入道德伦理虚无主义的世界里去。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年代非常严重的问题。剩下的就祇有科学和技术的运作。但到后现代主义兴起，视科学为一种文化的霸权。科学和技术所谓理性检查和验证功能，均都否定了其权威地位。一种价值上虚无死寂，人人放纵自大的气息浓罩着世界。这就是本文开头讲到的二十世纪后期严重的末日情绪。 当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期待着一种新的破晓年代的来临。新的统一性理论、新的宇宙观是应该形成的，否则人类就会走向瓦解、互相冲突的可怕境地。 而对二十世纪最深刻的文化批判，可以说是德理达那种解构的要求，解构的方略，破除任何语言结构，也破掉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最后把一切都拆为虚无的世界。但是德理达的意思是不是建立虚无呢？有一件事很有趣：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间，法国卢浮爆曾经要求大师选出一批画作为他们个人的写真或写照。德理达选的是盲眼和哭泣的主题，包括了在十字架面前哭泣的女人。德理达为何用盲眼来表达自己呢？根据Cupto的研究，认为这是对西方化眼见为本的现代文明的批评。德理达原是犹太人，其深邃的犹太教文化背景，即是以不可见的价值去超越可见的世界。他曾出版一本小书，是从盲眼来讲自我形象的写照。《圣经．创世记》里，记载人就是为了自己眼睛的明亮，酿成了与上帝隔绝的罪恶。这种明亮造成了人容易自以为是地作出善恶评判，也造成了人的自我为中心。现代文明建立的基础，都是以眼睛看到的为本，眼睛看到的就代表了真理，看不到的就等于是盲目。以眼睛看到的为本的文化，在长达二、三个世纪中主宰了人类的文明，而科学和技术是这方面最大代表。问题是，检讨那排他性的科学和技术文明，带给人类连场悲剧，是否表明单靠科学之不足呢？科学是否仍须有更大的世界观来滋润其价值呢？ 德理达为什么选择盲眼作为代表呢？他大概是要解构看见为本的文化，然后再表达生命的更大能力，有这种看不见的信心背后，就是宇宙、人生、文化突破的更大能力。很多人说信仰是盲目的，看见的是真实的，但当深入反省和批判现代文明，什么都以看见为本，结果人类失去了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也失去了往前去的热情。事实上，奇克果(Kierkegaard)一百年前也提到同样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文明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很有秩序，但是失去的却是一种看不见的世界追寻之热情，也失去还愿意冲前去的勇气。他提到假如有一人掉冰湖里去的时候，现在的人都会站在旁边观看，并不会下去救援，因为他们都在思考，并且通过知识的理性，分析自己会否因救别人而溺死。如果有人跳下去救，也不会得到赞美。所以齐克果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这个世界一切都太清楚的时候，为什么不需要把它搞乱一下，然后大家再盲目地往前冲？这也许比一个全部控制了的世界更有意义。大概德理达也有这个意思。而且他对哭泣的选择，代表了一种由热情产生的悲情。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热情，更没有悲情，一切都算好了，一切都看利益，看工具的理性，看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德理达表达要体悟更高的真相，需要盲目的勇气，破除一切固定的框框才能体悟真相。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批评。 科学家普来叶(Polanyi)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也提到即使是科学家也有一种热情与委身，对不可知的世界去探索。不是完全靠理性，也不是完全根据他们知道的知识来思维。科学的新发现是靠科学家的人格化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二十世纪缺乏的就是伟大的信念、投身和悲情。德理达作为一个深受犹太──基督教文明熏陶的犹太人，他致力于解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重新建立一种无形的可追求的世界，是不是代表了某种的信仰，或者是一种最后命运的祷告？ 汉斯科恩(Ans Kung)是当代最出名的神学家，他引用社会家柏格(Peter Burger)所谓基础信念的概念，认为人类还需要有一种基础的信念，起码我们还要相信有真理在等着我们去发现，而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已经知道。我们要对付虚无主义带来的摧毁力量，需要重新建立信心，这个信心就会有所盼望。 从中国或从世界的一百年历史来说，人类虽然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犯过很多错误，但我们仍要对前面有信心和盼望，以爱心去宽恕和接纳过去的错误，须忍耐以盼望之心前进，尽力使错误转化为理想。信心、希望、仁爱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动力。如果这种信、望、爱配合中国人原来讲的仁义、真诚、忠恕等儒家方面的道理，大概可以寻找到一种新的统一的宇宙可能性。统一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在很多分崩离析的不同看法里，发现事实上不同的东西之间还是可以感通的，还是有通路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和谐并存的。当代是一个网络的年代，但科技(计算机)的网络只能造成大家表面的沟通，而事实上却使人与人不能会面，没有会面就没有真诚的沟通。结果会产生更大隔绝。从中国哲学的立场看，应该坚持人性之间有感通的可能性，而宇宙本身也是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彼此感通的。这样构想的宇宙基本上是不违背量子力学理论所描述的基础世界。如果我们相信宇宙是网络的宇宙，人与人、人与万物可以互相沟通的，我们才可能建立统一的而又多元的宇宙观。 从这里再回到在澳大利亚出海时的感觉，就形成这一种启发，即在我们这个年代，还是需要有航海冒险的精神，一种对看不见世界的信心上的追求，加上爱心和悲情，也许能使人类文明可以达到信仰的彼岸。这正是新世纪里我们所需要的出海洋精神，也正是我们能否告别虚无主义年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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